环保所记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曹仁林
作者:赵丽霞 宋晓龙 杨殿林 来源:综合办公室 2024-06-28
编者按:
四十五载栉风沐雨,春华秋实;四十五载筚路蓝缕,风华正茂。
2024年,是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建所45周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几代环保所人艰苦奋斗、苦干实干,为我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监测工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值此建所45周年之际,我们与多位环保所老领导、老专家进行了访谈,回顾环保所各个历史时期艰苦创业、爬坡过坎、蓄势聚能的发展历程,陆续推出“环保所记忆”系列访谈录。“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让我们继承和弘扬前辈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携手共创研究所美好明天。
环保所记忆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曹仁林
曹仁林,1943年生,江苏张家港人,中共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任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土壤污染防治研究室主任,农业部农产品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主任。1966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1968年至1978年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土肥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西兴国长岗科技服务队、农业所、生物所工作。1982年随新组建的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迁入天津。1992年起任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环境与防治专业委员会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委员。1995年起任中国毒理学会生态毒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委员。1998年被聘为天津市农学会土壤分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天津市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曾任《农业环境保护》期刊编委会委员。主要从事农业土壤污染防治、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无公害农业等应用基础研究,先后承担国家课题20多项(本人主持十多项),发表论文60余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7项,其中,“大寨海绵田的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以下为访谈实录,略有删减)
大学毕业之后,1968年我被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土肥所工作,但不久就响应国家的要求,被分配到军农场(天津市塘沽区解放军北塘八一盐场)接受军训与下乡劳动锻炼。当时农业部下属单位有80多人来到这儿编入连队锻炼,除军训外主要工作是修整海水晒盐池、采盐及扛盐包装船等。我记得有时在冬天零下十多度去清理灌排水沟淤泥,回营房时两腿都冻得无知觉,约工作2年后,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1970年响应中央号召,中国农业科学院组建了约50多个科技服务队(红旗点)分别到各地农村开展工作(每队约5-6人)。我被派去中国农业科学院驻江西兴国长岗科技服务队,组长马缘生,其他还有涂运昌、曹骥、尤德民等同志。我记得当时中国农业科学院要求科技人员下乡,在开展科技工作同时,还要做到三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在那儿(1970年一1973年间)曾主要负责开展红花草根瘤菌、5406菌肥在红壤地区应用示范推广,红萍对红壤低产田的改良,生物农药春雷霉素的生产示范推广,稻草高温堆肥试验与示范推广;同时参加了红壤地区水稻良种选育与推广,红壤地区油菜优良品种选育推广。后来累病了,得了急性甲型肝炎,住在兴国人民医院,住院期间又患了急性阑尾炎,导致肠穿孔,做了手术。出院后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分别在院科技处引种室和农业所工作。在农业所期间,参加了“大寨海绵田的研究”课题。1978年,我调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所二室工作。
1979年,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在天津选址筹备建所。但是在1979-1982年期间,我仍在河南新安柳湾生物所搞科研。在当时承担的污泥标准课题中,我主要开展了铬对多种作物影响的盆载、小区田间试验。至1982年,由生物所转入农业部环保所的约54人,陆续由河南迁到了天津。我是1982年随最后一批人员搬迁到天津。我在本所新组建的土壤污染防治室工作,任研究室主任。当时主要有2个课题组:一组成员有李应学、戴碧琼、周毅、杜道灯等人;另一组有我与何宗兰、霍文瑞等人。农业部环保所成立初期,我们土壤污染防治室主要承担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国家环保局前身)下达的2项国家标准研制任务,分别为“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和“农用粉煤灰中污染物控制标准”;以及为农业部、化工部、冶金部联合下达的行业标准“铬渣钙镁磷肥中铬的控制指标研究”;天津市下达的地方标准“天津地区土壤和污泥中有害物质安全控制标准研究”。在标准研制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田间试验,采样、测定及资料调研等工作。我们研究了镉、铅、铜、锌、镍、铬、汞、砷、硼、硒等十多项污染物在土壤-植物系统及环境中迁移转化规律及其对农作物影响和在食用农产品中的残留等。在本所起步阶段,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科研人员紧缺,开展田间试验条件差,相关研究资料很少。我们搞小区与盆栽试验,需往土壤中添加重金属化合物,使之与土充分混匀,形成不同土壤浓度的处理。当时为确保添加物与土壤充分混匀,达到实验要求,科研人员都自己动手,使用简单工具,人工操作完成。科研人员还自己承担日常的田间管理,直至作物的收获、测产与采样和样品分析等。可见,限于当时的实验条件,科研人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与劳动才能完成各项任务。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的十多年间,我们工作逐渐从污染生态研究转向农业环境污染防治的应用技术研究。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开展了农业部下达的“大冶镉污染土壤综合治理研究”“煤矿塌陷区粉煤灰复田农林业利用及环境影响研究”“镉污染土壤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及天津市下达的“园林绿地施用污泥对环境影响研究”。在大气污染防治研究方面承担“大豆、花生对高二氧化碳浓度诊断试验”等国家“八五”攻关3个子专题;在废弃物农业资源化利用研究方面承担“鸡粪发酵微生物菌剂研制使用方法研究”等农业部下达的3个课题。在新技术研究方面承担“农用新抗生素产生菌的筛选与应用”等农业部下达的2个课题。此阶段,我们在开展研究工作过程中,关注到了农业环境污染防治应用技术研究的紧迫性和实际需要,并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如在开展由我主持的“大冶镉污染土壤综合治理研究”课题中,我们与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大冶县农业环保站等分工协作,在对镉污染现状调查与评价的同时,进行了室内模拟和污染区现场的田间试验,并与实验室研究相配合,使研究结果达到了预期目标要求,能有效降低污染水稻土壤中镉在食用农产品(稻米等)中的积累,成果发表于1993年“中国环境科学”第6期。在本研究中,我记得当年科研人员(包括农大教师与学生)在现场田间试验、调查、采样及考种等工作时,常要冒着当地夏天达40℃左右的高温工作。由于上述研究成果与工作经验的积累,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例如,在实施科技部 “耕地资源污染监测与评估技术研究”项目时,我们课题组最早采用了土壤和农作物同步采样技术,在我国三个重点污染区进行采样调查、并对监测结果进行全面分析整理和总结,最后我执笔撰写了《沈阳张士污灌区农田重金属污染调查与评估》《湖北大冶市罗桥污染区农田重金属污染调查与评估》《广西刁江流域污染区农田重金属污染调查与评估》报告,为日后建立耕地土壤污染监测与评估方法、污染土壤的分级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有效进行污染治理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1980年以来,我先后发表《关于我国重金属污染对农产品影响安全性的思考》《我国集约化农业中氮污染问题及防治对策》等论文60余篇,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4篇。其中在第162次香山科学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我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污染问题的思考》论述,被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加入WTO和中国科技与可持续发展——挑战、责任和对策》(上)书中。
我先后主持或参加的约二十多项科研课题中,获奖的有七项。其中,“大寨海绵田的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制定的两项国家标准“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与“农用粉煤灰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均获国家环保局科技进步三等奖。“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对作物影响的诊断研究”获中央气象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天津市水资源合理利用与水污染防治研究”及“天津市污泥处置与利用研究”分别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天津市环保局科技进步二等奖。“煤矿塌陷区粉煤灰复田农(林)业利用及环境影响研究”获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退休后,作为“农业生态环境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司法鉴定中心”的技术专家,指导与参加了“黑龙江大庆(安达)电厂粉煤灰污染农田事故”“浙江省乐清重金属污染农田事故”“河北省衡水耕地受损事故”“内蒙古鄂尔多斯造纸厂废水污染农田事故”等案件的司法鉴定工作。
近些年,随着国家对农业环保工作的重视,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会,希望年轻一代抓住这个机遇,进一步发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要全身心地扑在科研上,要基于农业生产实际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科研工作;我们的农业环境保护工作,主要关注农产品安全,围绕土壤-水-气等多介质协同开展研究,降低污染,让老百姓吃得放心;要注重田间采样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了解掌握实际农田污染状况和发展趋势,让我们的研究真正服务于农业生态环境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希望我所为不断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确保我国农产品安全做出越来越多的新贡献!
采访人:赵丽霞 宋晓龙 杨殿林
采访时间:2023年12月26日